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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金博弈新廣場協議?貿易戰后人民幣升破6.29

      時間:2018-03-29 16:05

      3月27日人民幣兌美元中間價報6.2816,大漲377個基點,升幅創2017年10月11日以來最大,中間價再創2015年“811匯改”之后新高。今日早間,離岸人民幣強勢升破6.24關口,也創2015年“811匯改”之后的新高。

      人民幣匯率的持續升值主要是受到了美元持續走軟的影響,但近期美元匯率并未走出新低,而人民幣匯率連續兩日大幅度升值,使得市場人士開始猜測,是否人民幣匯率受到了中美貿易談判的影響。

      資金博弈新廣場協議?貿易戰引發人民幣升值預期?

      最近幾天,中美貿易戰成為了市場熱議的焦點,雖然各方反應激烈,但都同意以談判為主。

      美國方面的訴求主要集中在要求中國減少對美國的貿易順差。而隔夜美股大漲,暗示美國方面認為談判可以解決貿易爭端。

      隨著這兩天人民幣匯率的連續走高,各方投資者已經開始關注,此輪人民幣匯率升值是否有中國版“廣場協議”之嫌?或者說央行再適度容忍人民幣升值以給貿易談判留下空間。

      1980年代美國為了扭轉巨額貿易赤字,迫使日本等國接受了本幣大幅度升值。在當時,日本是為全球最大的貿易順差國,世界最大債權國,日本制造的產品遍布全球。

      廣場協議后日本經歷了泡沫繁榮和“失去的十年”,日本經濟進入了長期停滯。

      對此專家表示不必過分擔心:絲路國家戰略(廈門)研究中心咨詢部部長陳樹志認為,從目前態勢來看,中美貿易戰未必會以全面、激進的形式爆發。

      但由于兩國產業結構的差異、國家利益的博弈等因素,因貿易摩擦而產生矛盾和爭端是不可避免的。

      回顧美國發動貿易戰的歷史,日本和德國的經驗教訓值得借鑒。保持足夠的戰略定力,妥善處理與美國的貿易摩擦,并推動建立多邊的全球自由貿易體系,以順利完成經濟結構轉型。

      中國正面臨與當年日本和德國類似的情境

      第一,全球經濟處于后經濟危機時期的恢復期,以鄰為壑的全球貿易保護主義抬頭。在經歷70年代兩次“石油危機”后,80年代的全球經濟處于恢復階段,全球貿易增長不足,貿易失衡進一步加劇激化了各國之間的貿易摩擦。2008年以來全球范圍內爆發“金融危機”和歐洲“債務危機”,目前的情形與80年代類似。

      第二,美國國內政策空間不足,高舉貿易保護主義大旗。現階段的美國政府債務高企,通脹預期增強,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空間面臨瓶頸,特朗普政府試圖重新發動貿易戰,以解決美國巨額貿易赤字問題。隨著中國制造的崛起,中國正成為美國貿易保護政策的重點針對對象。

      第三,中國和當時的日本、德國同樣面臨著匯率升值和國內經濟結構調整。隨著80年“廣場協議”的簽署,日元與德國馬克對美元大幅升值。

      面臨同樣的考驗,日本和德國不同的應對措施造就了兩國經濟不同的命運,二者的經驗和教訓對中國解決人民幣匯率問題,化解中美貿易爭端,并順利完成國內經濟結構調整有著重要的借鑒意義。

      擴張性刺激與日本式泡沫

      二戰后,日本確立了“貿易立國”的發展戰略,大力推進本國出口發展。日本貿易順差的一個突出特點是占占據了美國貿易逆差的主要部分,20世紀80年代美日貿易逆差占美國逆差比重一度接近60%,這導致了日本與美國之間產生了大量的貿易摩擦。

      由于政治和經濟上對美國的依賴程度較高,日本在與美國的貿易爭端中一直處于被動地位。在美國壓力策略下,日本通過以下策略試圖化解與美國的貿易沖突。

      第一,依據對美“自愿”出口限制協議控制相關行業產品出口數量,以此緩解美國壓力。到80年代后期,日本與美國分別在鋼鐵、汽車、機床、半導體等眾多行業簽訂了資源出口限制協議。

      第二,簽訂“廣場協議”實施日元升值,并實施寬松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以擴大內需。在1985年廣場協議的安排下,日本對國內進行金融自由化改革,日元開始快速大幅升值,直接影響是損害了日本出口企業的競爭力,沖擊了日本經濟。

      當時日本的出口增速由1985年的2.4%下降到1986年的-4.8%,實際GDP增長率由1985年的5.1%下降到1986年的3.0%。在此背景下,日本政府采取擴大內需的政策,以期減少對外部需求的依賴,使內需發揮主導作用,以維系經濟增長。為此,日本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擴張性貨幣政策,通過增加政府公共投資、擴大企業投資以及轉變居民消費結構等措施推動日本內需型經濟增長。

      通過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推動經濟轉型,這樣的做法本身沒有問題,但決策者高估了日元升值對經濟的沖擊,因此財政和貨幣政策力度過大。

      這就帶來兩方面不良后果,也為日本后來的經濟蕭條埋下伏筆。其一,過度寬松的宏觀政策,尤其是貨幣金融政策,推動國內大量資金涌入樓市與股市,疊加境外熱錢流入后形成巨大的資產泡沫。其二,過度寬松的財政政策、貨幣政策,減少了日后經濟刺激的政策空間。

      第三,支持日本對外直接投資,推動產業轉移和產業升級。為應對出口限制和實現國內產業升級,日本政府支持企業對外直接投資,隨著1985年日元快速升值,日本對外直接投資步伐加快。

      日本企業大規模的對外直接投資實際上推動了日本制造業企業的產能轉移,雖然整體上推進了整體產業結構的優化,但產業轉移的過快增長造成國內產業空心化,為日后經濟衰退埋下隱憂。

      從日本應對美日貿易摩擦的結果來看,由于政治和經濟方面對美國過度依賴,日本應對美日貿易沖突時缺乏反制措施,在商品出口和匯率等問題上被美國牽著鼻子走。加上自身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失誤,導致產業空心化和巨大的資產泡沫。泡沫破滅后,日本經濟出現長期衰退。

      審慎調控與德國式增長

      20世紀70年代以后,德國對外貿易保持較高增長速度,廣場協議簽署后,馬克大幅升值,德國面臨著比日本更復雜的現實問題。

      與日本陷入危機不同,德國通過一系列有效措施抵消了馬克升值的不利影響,并且妥善處理了貿易摩擦、政府債務和產業結構落后等問題,使德國在外貿領域優勢顯著提升。德國的進口與出口始終保持著較高的增長,德國逐漸成為全球貿易順差最大的國家之一。

      第一,德國實施雙向自由貿易開放政策,出口的產品結構和地區結構較為均衡,有效避免了貿易摩擦。與日本不同,德國并未抑制海外進口,而是實施對外貿易雙向自由化。同時,德國對外貿易的出口產品結構和出口地區較為分散,有效減少了貿易摩擦的發生。

      第二,通過穩健、獨立的貨幣政策和適度的財政政策解決政府債務問題、產業結構問題以及馬克升值對出口的消極影響。廣場協議簽署后,由于馬克大幅升值,德國經濟增長率連續出現下滑,在這樣的情況下,德國央行依然維持了3%以上的存款利率,這幾乎是日本同期的兩倍。在匯率政策方面,通過溫和、謹慎推動匯率升值給國內企業以時間來適應,同時也適度增加了國內結構調整壓力。在財政開支方面,通過減少補貼等手段削減財政支出和政府債務增速,為之后的減稅措施留出空間。在稅收方面,對企業大幅減稅。當時科爾(Helmut Kohl,1930—2017)領導下的聯邦政府非常重視對經濟結構的調整,通過供給側改革淘汰落后產能,同時,利用財政補貼資助新興產業發展,并積極支持企業的研發活動,持續重視對勞動者的職業教育。

      第三,持續推進區域經濟一體化,擴大自由貿易區范圍。回顧德國的經濟和貿易發展史可以發現,德國一直是自由貿易的推行者。早在1888年,德國便建立了漢堡自由貿易區。二戰后,德國貿易發展直接受益于區域經濟一體化的推進。通過關稅同盟擴大了貿易量,同時也避免了貿易沖突。歐洲自由貿易區的持續推進,使得德國在匯率、關稅和開放度等各個方面具備優越的外貿條件,為德國成為制造強國和貿易強國提供了持續動力。

      德國當時面臨著體制性、結構性問題和貨幣升值帶來的外部需求沖擊,卻并未采取大規模的需求刺激,而是從供給側角度通過穩健的財政和貨幣政策改善企業的經營環境,通過利潤的提高來促進企業投資。德國雖然承受了短期的經濟下滑壓力,但是實現了產業結構的調整,并保持了經濟的長期穩定發展。

      中國可以從日德經驗中學到什么?

      第一,保持戰略定力,辯證看待中美貿易沖突對我國經濟的負面效應,努力爭取化危為機,實現產業轉型升級。美國對我國部分出口商品增加關稅確實會對我國鋼鐵、化工等行業出口有負面影響,但客觀上也將倒逼我國產能過剩的行業進一步去產能、去庫存。

      因此,要以十分的定力繼續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通過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低無風險利率,減輕政府負擔,為后續改革騰出資源和空間;同時,通過提振內需并有針對性地發展新興產業來推進產業結構升級,實現我國經濟增長從要素驅動向創新驅動轉變。

      第二,堅持審慎原則,實行穩定、謹慎的貨幣政策和匯率政策,穩步推進金融自由化進程。應理性面對前期刺激政策帶來的資產價格泡沫和隱性不良等問題,繼續實行漸進和穩健的貨幣政策,避免形成像日本80年代所形成的巨大資產泡沫。

      面對人民幣升值的國際壓力,應該堅持獨立的貨幣政策,持續、溫和、謹慎地推動人民幣匯率升值,為國內產業結構調整留下余地;同時,避免人民幣匯率大幅波動的風險。在國際經濟政策協調過程中,避免在國際壓力下過快實施金融市場化改革,應該在風險可控的條件下穩步推進金融自由化進程。

      第三,深化對外開放,營造穩定有利的貿易環境。其一,提高對美貿易雙向開放對稱程度,主動化解摩擦風險。進一步放寬外商準入,逐步加快金融領域等服務業對外開放步伐;結合國內對外消費需求,降低相關美國進口產品關稅,縮窄美國對華貿易逆差,減少兩國矛盾。其二,繼續推進與不同經濟體和國家的貿易自由化建設。以推進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RCEP)為抓手,強化與周邊國家之間的自貿區建設。發展與歐盟、加拿大、墨西哥等國的多邊貿易關系。加快推進國內自由貿易區與自由港的建設。

      第四,未雨綢繆,做好應對貿易戰的準備工作。由于政治和經濟上對美國的過度依賴,日本在貿易爭端發生時往往尋求和解而缺乏必要的反制措施,導致處處被動。中國應該吸取日本的教訓,積極應對潛在貿易戰。其一,準備好反制舉措,加強應對性和報復性措施的研判,提前制定報復清單。其二,利用世界貿易組織多邊規則,聯合維護全球化大局的國家,商討反貿易保護主義措施。其三,針對美國發動的貿易戰中違反國際規則行為,聯合有關國家向世貿組織等國際組織提起訴訟。其四,如果美國依然一意孤行堅持貿易摩擦擴大化,中國應當根據世貿組織規則提出報復性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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